说事儿（138）明若水：迷茫的青春--我的知青生活纪实（上）
作者的青春时期
初露锋芒
送我到即将奔赴的广阔天地，青年的我即将生机勃勃地开创自己的前程，心里是信心满满，志向坚定，就是要去“大有作为”。
我们一起下乡的共十二个同学，有六个女同学。我们到了安排的房间，每个同学和家长都忙着找自己的地方，安顿箱子和行李。我没有和她们抢地方，连行李都没有打开，就趴在当桌子的行李上，默默地拿出笔和纸（平时我是习惯随身带笔纸的），很快就写了一篇村里欢迎新知青的报道文章。当那几个女知青把行李安顿完毕，我把自己的行李和箱子放到了最后一个位置。
当我们美美地睡了一觉之后，第二天早上，宿舍的小喇叭里就播出了我写的报道文章。我心里很高兴，到农村第一天，我已经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。
我们知青点儿，有将近五十名男女知青，来自抚顺和锦州两地。抚顺的知青大都是六八届的，我们新知青全部来于锦州市内。知青点的炊事员由一名女知青和一名当地社员担任，伙食长是抚顺知青。知青点有自己的自留地和很大的一个菜园子，所有知青，都分散在全大队六个生产队里，参加生产队的劳动。
看到我们新来的这些知青，女生们年轻有活力，都是十八九岁的样子，年龄大的抚顺男知青就不自觉地靠近我们。有一个最捣乱、最爱打架的抚顺男知青，外号二赖子，没事的时候总到女知青屋里聊天，有时甚至还坐到炕上，大家看着他都很不顺眼，但又不知道怎么办？于是我想出了一个办法。
有一天，二赖子又来到女知青的房间，我就对二赖子说，听说你挺能打架的？咱俩比比试试如何？如果我要赢了，你就得听我的。他说，怎比？我说，比写文章你肯定比不过，咱们比摔跤行不行？他看着身小力薄的我，半信半疑，说，你会摔跤？我说，你敢不敢比吧？他说行，那试试吧！于是我们就在屋里宽敞的地上摆开了战场。
当年底，抚顺知青全部回城，他们已经在农村生活了近八年，每个人从身体到心理都是伤痕累累，我非常同情他们。他们临走时，档案里的鉴定全部是我写的，我都给他们写得非常好，不辜负几个月来这些哥哥、姐姐们的关照。
我很同情他们，为他们获得新生感到高兴。我也深深地感到，一个人的政治生命是如此重要。一个罪名，就可以让一个人一辈子不能抬头做人，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。
那时，我和民兵连长在收工后一起去做这些工作时，天常常已经蒙蒙黑了。我们俩走在通往各小队的田间小路上时，他总是走在我的后边，拉开几米的距离，互相谈论工作的事很不方便。他是退伍军人，年龄在三十岁左右。我天真地问他，为啥不和我一起走？他说，不太方便的，你能不能再找个女生给你做伴？我问，为啥？他说，这样安全。我很奇怪，和连长在一起走路，还能有啥安全问题呢？
每年青黄不接的早春到来时，常常有一些贫困农民家里断粮断菜，有的农民迫不得已会去偷生产队的粮食。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，对这类情况以及其他一些属于“人民内部矛盾”的问题和纠纷，往往要用“阶级斗争”的方式来处理。
离我们知青点很近的一户农民，家里孩子多，已经没有粮食吃了。孩子的爸爸实在没办法了，就在一个夜晚到生产队里偷粮食，但很快就被发现了。民兵连长把他押到公社，准备开大会进行批斗，公社领导还指定我来发言。这使我特别为难，因为这个农民平时跟我关系很好，他们家里确实没有吃的才去偷粮食的，我很同情他们。但公社的指示也要执行，没有办法，我只得告诉他，我要做大会发言，并不是对他有成见，这是安排给我的工作，我不发言也会有别人来顶替的。他表示特别理解，很大度地说，妹子，你随便说吧，我不怪你。
开批判会时，民兵连长要用绳子把这个农民绑起来。我就和公社的公安说，都是乡里乡亲的，以后还得见面的，就别绑了，他也不会跑的。所以。民兵连长虽然拿了一根绳子，但一直没使用。
批判会后，我去他家串门，安慰他的妻子。他家有3个孩子，最小的孩子还在吃奶，家里什么家具都没有，非常贫穷。后来，我领着知青点的女知青去他们家，让他替我们换大米，我们尽量多给他一些高粱米。他家里人都非常高兴，比较安稳地度过了那个缺粮的阶段。
我们那个村的本村青年人，有退伍军人，也有老高三毕业生，他们有文化、有觉悟，对当时农村一些不公平的事情，反应比较敏感。有一次，在我们生产队，因为一些不公正的事，一个有文化的青年农民，带领全体社员以“罢工”的方式进行反抗。那天早晨，在生产队出工的时间，所有的社员都没有来，队部里空空荡荡的。大队把这个情况汇报到了公社，公社党委对这件事非常重视，责成我们大队进行严肃处理，并且要开批判会。
批判会在大队部里举行，先要有当事人做自我检讨。但是，这名青年社员理直气壮地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，公民有集会、罢工和游行示威的权利，我们是在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，并没有犯法违规。他的这番话，让主持会议的大队干部无言以对，批判会开不下去了，只好散会。我这是第一次听到“宪法”二字，第一次听到“公民”这个词。我觉得，他说得特别有道理，于是就找来“宪法”进行学习。这件事情，也就不了了之，对那个带头罢工的青年农民，没有做任何处理。
从这以后，宪法进入了我的视野，我知道了法律的重要性，开始学习和关注法律，知道了应该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。可以说，是这个青年农民用行动和理论给我上了一课。
1976年，按当时的政策规定，农民只能在生产队劳动，老老实实地挣工分，不允许在自留地里种植自己生活所需之外的农副产品。农民出售农副产品，被认为是“投机倒把”，是“资本主义尾巴”，要受批判，被没收。
为了按公社的要求落实这些政策，大队书记带领我们几个所谓的“大队领导”，去重点农户家进行实地调查。走到我们生产队一个老实农民的自留地里，见他特别会经营，种上了各种果树和蔬菜。在当时，这是要被作为“小生产”和“资本主义尾巴”的典型进行批判的，还要清除这些果树和蔬菜。但是，看到长得郁郁葱葱的树和绿油油的菜，我们谁都不忍心把树砍掉，把菜拔掉。
我参加的最后一次“阶级斗争”活动，是在1977年10月。10月金秋，正是收割的季节，地里面到处都是待收割的庄稼，村民们在地里劳动，大约有一半的庄稼已经收割完毕。收割过的地里仍有零散的玉米和高粱，村里有几位妇女在晚上去偷捡这些零散的粮食，被生产队发现，把她们抓住交到了大队。大队的民兵连长找到我，让我带几个知青点的女民兵，押送她们去公社，她们的罪名是“偷粮食的坏分子”。
公社的公安找到了一间空屋，没有窗户，可能是专门用于临时拘押的，就把她们关到了那间房子里。我和知青点的女民兵被安排到了旁边的宿舍，还在公社的食堂里为我们领了饭票，吃住都非常好。
第二天，我有一封家信寄到了公社，公社通讯员直接交给了我。信的内容是，爸爸病了，要我马上回家。我找到公社的公安，说她们几个就是偷了一点地里散落的粮食，教育教育就放回去吧，公安同意了。于是，我们一起离开公社。我急急忙忙赶回到家才知道，是让我回去参加复习，准备高考，怕不好请假回不去，才说是爸爸有病了。我这次回去，基本上就离开农村了，永远告别了村里的那些“阶级斗争”活动。
多年后作者重回知青点
打架
我们这些知青同学，大多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，在小学阶段就经历了“史无前例”的年代，目睹了造反派、红卫兵的打砸抢，有样学样，打架已成为日常习惯。
到农村之后，正值十七八岁的年龄，年轻气盛，放荡不羁，一点小事儿就会摩擦出火星，打架的事很常见。知青点和知青点之间的集体打架，同点知青中的个体打架，知青同当地社员的打架，对象不同，但性质是一样的，就是以胜利者为自豪。
我刚到知青点，时间不长，知青点就发生一次流血事件。那时是一个抚顺男知青任伙食长，锦州来的新知青，白天上地收工后回知青点晚了，食堂已经没有菜了。这些新知青也不太懂规矩，自行到厨房里取一勺猪油，混合着酱油拌饭吃。伙食长发现后当即就阻止，锦州的男知青不服，两个人就吵架，吵着吵着就动了手。伙食长操起菜刀，就把锦州知青摁在了地下，拿起菜刀就要砍。锦州知青女炊事员赶紧跑了出来，紧紧地摁住伙食长拿刀的手。虽然菜刀砍到了头，但伤口不是很深，没有生命危险，没有酿成大祸。
我们从大队找来马车，把受伤的男生拉到公社卫生院，打了破伤风血清，又做了缝合和清创，带回知青点来养伤。
我担任知青点的团支书之后，规定了知青点的纪律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不允许在知青点打架。同学之间有意见，可以告诉我，我去协调解决。
1976年，公社分来新知青，其中有三个经过强制劳动改造的学生，公社在分配上很犹豫，怕分到三个点吧，三个点可能都搞乱。考虑到我们点管理得好，就全部分到了我们知青点。公社把管理他们的艰巨任务交给了我，刚开始，他们也觉得找到了接收他们的地方，很高兴。我们也像自己的家里一样对待他们，他们也都好好表现，没有闹事。
有一天，知青的房间修炕，施工完之后，新抹的泥得烧干。我和副点长就担负起这个任务，我们俩一边谈心，一边烧着柴火。静静的火光中，两个小姑娘谈着知青点的事。傍晚时分，有几个陌生的男子到我们知青点找人，从我们的窗口走过，我们也并没在意。不一会儿屋里就传来了打架的声音，有男生跑来告诉我，说那边打架了，我跑过去一看，外来的男生正拿着刀在砍新分来的男知青，我马上让他住手。然后跑到了大队部，找到了两个值班的男民兵，从枪箱里提出两条步枪，让两个男民兵提着步枪和我到知青点解决打架问题，当然是没带子弹，只想吓唬他们。我让他们在点的墙外把枪架在墙上，露出枪筒，我进去看情况。进去后发现外来点打人的知青已经跑了，其他人说，那小子一看你去叫人了，马上就跑了，吓得不敢再打了。
第二天我向公社报了案，半个月后，那个来打架的知青被抓起来拘留15天。那个被打的知青，在我们青年点受到了保护，得到了及时的治疗，他非常感动，表示以后一定要遵守纪律，好好劳动。他以后的表现确实比较好，还被生产队评为劳动模范。
有一次，其他大队放电影，我们知青点的同学都去看了，我没有去看，因为那个电影我看过了，自己留在知青点里。一个小时之后，忽然一个男知青慌慌张张地跑回来说，打架了，我一问，是我们知青点和其他知青点的男生打了起来，我们点的男生打不过，正在往回跑，其他知青点的男生在后面追，这要打起来肯定是一场大战。于是，我把青年点的灯全部关上，窗户和门全部敞开，只有女知青的屋里亮着灯，让跑回来的男生全部蹲在炕沿底下，不要出声。
我拿着一把铁锹站在院门口。一会儿，其他点的男生追过来了，跑得气喘嘘嘘的，我当做没事，平静地问，你们找谁？他们说，你们点去看电影的知青回来没有？我说，都没有回来，只有我一个人在，他们进院里朝屋里看了看，屋里没有点灯，全是黑黑的，空荡荡的。女知青的屋里虽然点着灯，但是也看不见人，他们只好回去了，一场战争就此结束。
在公社知青拉练检查的时候，公社的知青主任带着各村知青点的团支部书记和点长，到每个知青点进行实地检查，一个村一个村走，走了两天。然后，坐下来讲评。评比各个知青点儿的生活、纪律和思想教育等情况。我们知青点儿被评了100分的满分，而且是全票通过。
“共产主义劳动大学”
真没有想到，我在农村还上过一次“大学”，名字是“共产主义劳动大学”，主办单位是公社党委。1976年夏天，接到公社通知，公社要办“共产主义劳动大学”了，分政治理论班和农业技术班，参加人员是大小队干部，我们知青点是由我和一个女生副点长去的。
在公社礼堂里，学员们成排坐在长条凳子上，听了党委书记关于举办“共产主义劳动大学”的讲话，公布了分班名单，我被分在政治理论班。然后，每人发了一本小学生用的笔记本和一支铅笔，在很郑重的气氛中，这个“大学”就开学了。
我们每周上两个半天的课，其他时间都在田地里劳动。这个安排，我是挺高兴的。因为，那两个半天不用干农活了，坐在教室里听听课，做做笔记，感觉真是挺好的。
村里的农民是没有周日的，下雨天不能干活了，就是休息日。我们这些城里来的知青，觉得星期日自然应该休息，没有了休息日，很不习惯。为此，我就和大队书记沟通，给我们知青点每周半天的学习时间，参加学习的知青计半天的工分。大队书记通情达理，很痛快地就答应了。他觉得，只要你们知青点别惹事儿，好好学习，这半天的工分大队给出。
每周三下午，是我们点的学习时间。吃过午饭，休息一会儿到一点半，我们开始学习，内容是读报纸或者学毛选。由一个个知青轮流来读，读一段还要进行讨论，给每个知青发言的机会。学习到三点半结束，开始整理内务，洗晒衣服。到了下午六点，我带着点委会的成员到每个宿舍去检查卫生，把床底下、箱子底下的破鞋和烂袜子等杂物统统搜出来，该扔的扔，该洗的洗，以保持宿舍的清洁卫生。
我们刚到知青点时，大家的被褥都是随便卷在炕上，露出炕席，大家随便躺，和当地的农民差不多，样子很难看。1976年公社给我们知青点发了一台缝纫机，我就指定炊事员和会做缝纫机活的女生来管理，负责大家的缝纫活和缝纫机的维修。同时，我们用知青点的经费，买了黄色的小花布，缝上边儿，做成了窗帘、箱子底下的帘儿和床单。
我规定不允许炕上的行李打卷，要把褥子平铺在炕上，上面再罩上了碎黄花的床单，被子得叠成方块，上面放上枕头，可以蒙上自己认为好看的罩布。这些布帘和床单，由炊事员定期清洗，使得我们青年点的宿舍都非常整洁。一片片黄色的小碎花布，把不规则的箱子在底下拉齐，炕上也是金黄一片，很是整洁美观。大家每天上工之后，由炊事员负责收拾每个宿舍内卫生，保持室内整洁。我们还在墙上建立了学习园地，大家定期写学习心得，贴在园地里。
“四人帮”倒台后，“共产主义劳动大学”安排学习华国锋主席的重要讲话和中央文件。有一次下午上课，大队书记因为有事儿没去，其他去的人都没记录下学习的内容。公社要求必须向大队的全体党员传达，因为只有我记得比较完整，所以，只好由我来传达会上的学习内容。
我还不是党员，面对着坐在学校教室里的几十名党员，虽然他们都是农民，我还是很心虚、很胆怯。我平时讲话是不习惯拿稿的，但这一次，坐在蒙着红布的麦克风前，我很认真地看着自己笔记本上记录的内容，还拿了一张有华国锋主席最新讲话的报纸，互相结合着给大家作了传达和讲解。我这一生从来没有入党，却给大队的全体党员传达了一次公社会议的内容，讲了一次党课。每想起这件事，自己都觉得很开心、很有趣。
随着“共产主义劳动大学”学习的逐步深入，公社要求各个大队成立政治理论班和文艺班。我被大队任命为文艺班的班长，节目要求自编自演。我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，写了对口词、三句半和诗歌联唱，还为单出头和二人转填上新词，组织会表演的知青和农村青年成立宣传队，排练这些节目。
农村青年和知青们一起排练得很开心，大家都非常愿意参加这项活动，因为这也是男女青年谈恋爱、处朋友的好机会。每天晚上收工后，他们都很早就来到知青点后的小学校参加排练。村里有好几个男女青年的嗓子特别好，很有表演能力。在公社的汇演中，我们大队得了多项优秀奖。我编写的对口词、三句半等，成了公社的保留节目，经常在小喇叭里向全公社进行播放，使我觉得很有成就感。
随着对“四人帮”的深入批判，在市里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，以我们知青为主，办起了批判“四人帮”的展览馆。市工作队给我一份材料，按照材料内容，我给知青里一个会画画的同学分配任务，让他用一周时间，去市里画展览馆需要的画。一周后，这个知青很出色地完成了这些画，共有20多幅。我为这些画编写了全部的解说词，还写了展览馆的前言和后语，并选出5名女知青做解说员，要求她们把这些内容全部背下来。她们都练习得很刻苦，常常去野地里自己找个地方背诵。
展览馆设在村里小学校的一个房子里，正式开馆后，公社各大队的知青和社员，分批分期来我们大队的展览馆参观。参观后，我们的文艺班在学校的操场上为他们表演节目，得到了来参观者的热烈掌声和好评。
不久，我们大队“共产主义大学”的展览馆和文艺班引起了县委的重视，我写了3000多字的活动情况上报给县委。县委书记坐吉普车亲自来到了我们大队，观看我们的展览馆，我代表大队向县委书记作了汇报。县委书记知道我是知青之后，又来到了我们知青点，看到我们点管理得井井有条，劳动、生活和学习都很充实。书记说：“我就结识你这个小朋友了，我们俩都是书记，应该说是同行，希望你有时间常去县里玩儿。”书记的话说过了，我也就没在意，觉得县里也没有什么好玩儿的。
不料一个月后，县委书记又来到了我们知青点，还带来了团县委书记。他问我：“为什么没去县里玩儿？”我说：“没有啥去县里的事儿。”书记说：“这回你去吧，我有时工作忙，可能不在县里。我把团县委书记带来了，你们是同行，都很年轻。你以后去，我不在就可以找他。”他们离开之后，我始终没去过县里，没有去见过这两位书记。因为，我不想留在农村，没想过在当地任什么职务。
就这样，我糊里糊涂、轰轰烈烈地上了这次“大学”。参加高考时，我以为自己上过“共产主义劳动大学”，政治考试是没有问题的。结果，政治卷一发下来，马上就傻眼了，一道题都不会。什么生产力、生产关系、劳动资料、三个世界，一个字儿都写不上。因为，在那个“大学”学习过的报纸和文件里，完全没有这些内容。直到现在，我仍然不知道政治是怎么回事儿，完全是一个“政治盲”。
待续
【作者简介】明若水：东北人，医生。退休赋闲，偶做诗文，以求同道同行。一枚园地耕耘者。